北望江城 一炷心香-武汉与我的写作生涯|江花

武汉 (8) 1个月前

感恩温情

曾读过一短篇《我去看我的姐姐》,不记得作者,只记得读到最后我泪如泉涌。陈世旭谈及有“中国海明威”之誉的邓刚向他复述杰克·伦敦这篇小说,当讲到“我没有姐姐”时,转述者和倾听者均失态。

我一直没有寻到这篇小说,陈世旭也没有寻到。他说,是不是杰克·伦敦写的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表达:“姐姐”可以是真实的,也可以是想象的;“姐姐”也许遥不可及,也许根本就不存在,你却一定会去看她。因为,“姐姐”是真、善、美的化身。文学的路,就是去看“姐姐”的路。

本期陈世旭的新作《北望江城一炷心香》,回忆了与武汉的情缘、自己的写作生涯以及武汉大学的师生情。文章应约“赐”来后,他又修改数次,落笔慎之又慎。那句“默默在心里祝愿当年所有尊敬的师长岁月静好”,无不充溢着一腔赤子之情。西安作家周瑄璞的《家和值万金》感恩的却是亲人。爷爷奶奶、爸爸妈妈、叔叔婶婶、兄弟姊妹……在这个大家庭里,付出和感恩都在亲人间传递,一代代传承。

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借用《家和值万金》的结尾:愿世人皆有一个温情和谐的家庭,愿我们不论何时,与亲人温柔相待。(周璐)

去看姐姐的路

陈世旭先后出版长篇小说《梦洲》《裸体问题》《将军镇》《世纪神话》《边唱边晃》《一半是黑色 一半是白色》等,以及《风花雪月》《都市牧歌》等散文随笔集、中短篇小说集多部。短篇小说《小镇上的将军》获全国第二届优秀短篇小说奖、《惊涛》获全国第四届优秀短篇小说奖,《马车》获全国1987年-1988年优秀小说奖,《镇长之死》获首届鲁迅文学奖等。

2015年,随中国作协访问团访美,与《迷人的海》的作者、有着“中国海明威”之誉的邓刚同住一室。因为老是更换住处,他睡不好。我则因为没心没肺,到哪儿都是倒头便睡。他后来形容我每次倒下去就像中了枪一样一下就睡死了。我听出他对自己失眠的焦虑,有天半夜睡过一个囫囵觉后,我听他还在翻来覆去,便起来拧亮床头灯,说:“我不睡了,陪你说会话吧。”他从床上一跃而起,站在两张床之间,给我复述了杰克·伦敦的短篇小说《我去看我的姐姐》。

邓刚说话极有激情,有力地挥着手,语速越来越快,音量越来越高,脸和脖子涨得通红:

“我去看我的姐姐……”

这是小说每一个自然段的开头。在每一个自然段里,逐渐展开“我”去“看姐姐”的路上的一个个画面,逐渐展开“姐姐”的一个个侧面:她的美,她的善良,她的温情,她对“我”、对几乎所有人的各种好……我被小说,也被邓刚的激情牢牢抓住,眼睛一眨不眨地盯住他,等待着“我”与“姐姐”见面的那个高潮澎湃的时刻。

“姐姐的家就要到了,就在前面,就是那个看得见的村庄,我就要见到我的姐姐了……”

邓刚的手向远处指着,突然停住了叙述,静默了好几秒——我觉得那几秒是那么漫长——突然说:

“我没有姐姐。”

我一下怔住了。

泪水毫无出息地汹涌而出。

邓刚显然也被杰克·伦敦和自己感动了。以他惯常的幽默打趣说:“你小子原来也会哭啊!”

很多年过去了,我一直没有找到这个小说的中文译本。邓刚也记不清他当时看到的是哪本杂志。我不能保证他复述的准确,但上面情节已足以撼动我的心灵。那个夜晚,我忽然明白了一个也许浅显也许简单却值得记住的道理:

“姐姐”可以是真实的,也可以是想象的;“姐姐”也许遥不可及,也许根本就不存在,你却一定会去看她。我相信,我的每一个认真的文学同行,心里都一定有一个这样的“姐姐”。

“姐姐”,是真、善、美的化身。

对我来说,文学的道路,就是去看“姐姐”的道路。(陈世旭)

北望江城 一炷心香——武汉与我的写作生涯

1977年冬,我得到一个国营企业自然减员的编制,结束八年务农、七年临时工,被安排进赣北的一个县文化馆。次年春,结婚。不久,领导让我随两位同事去武汉,采购办公用品。

武汉是离我们那个小镇最近的大城市,镇上人稍有重要的采买,首先就想到去武汉。

我们一行三人到武汉后,找了一家收费低廉的小旅店住下,我没有记住那个旅店的名字,只记得出门不远就是三民路口。路口中间有一座雕像,黑乎乎的,蒙着厚重的风尘。我多少知道,武汉有许多名胜古迹,但两位同事都极认真,每天都专心照着事先准备的清单采购,我只好老老实实地跟着他们跑进跑出,能够仰望的名胜,就是那座雕像,也因此留下了特别深的印象。

我正在悄悄地写小说。馆里文学组的同事给出版社写小人书脚本,每次拿到的稿费相当于一个月的工资,我很羡慕。除了最低一档的工资,我一贫如洗,成家了,迫切需要增加收入。

从小我最大的爱好是文学。1964年初中毕业,到赣北一家农场务农自立。乡村充满了新鲜感,我每天在地里搜肠刮肚,下工就趴在草铺上写诗,寄往全国各地,又从全国各地被退回。终于有一篇收到了一家刊物的回信:稿件拟留用。但目前停刊整顿,用稿时间另告。

该刊停刊十年。十年后,物是人非。那篇“拟留用”的稿件已不知所终。

尽管这样,对写作的爱好还是帮助我少吃了许多辛苦。农场干部常常把我从地里喊出来,写各种总结、报告、先进事迹,渐渐小有名气,将近十年后,被借调到县里做农民通讯员,写新闻报道。几年后,又有了这份正式工作。现在,我唯一可以指望的生财之道,也就是这点小手艺了。晚上,妻子睡了,我独自在灯下苦熬。一个个“小说”写出来,寄出去,一次次被退回来,成了废纸。但上有高堂,下将有小,改善生存的愿望是如此强烈。我毫不气馁。

我所在的小镇是有故事的地方。老街青石板的路面据传是明代官道的遗迹,从两边的门头上伸出来的、油漆斑驳的小吊楼,在向人们炫耀自己的长寿。这里是整个县城最热闹的去处,从上街头到下街头,熙熙攘攘,水泄不通:烟火腾腾的小饭馆,人头攒动的副食店,推车挑担的赶圩农民,大呼小叫的镇街妇女,饶舌的理发匠,寡言的老裁缝,补锅补碗的,修伞修鞋的,沿街拉琴的盲艺人,凝然肃立的老军头——最引人注意的就是这位老军头,一身军装笔挺,一根枣木手杖闪闪发亮,不屈不挠地站立在岁月的风尘中。

一天傍晚,我们疲惫不堪地走回旅店,路过三民路口的那座雕像,我脑子里刹那间灵光一闪,小镇老街上老军头形象的历史和文学的意义,忽然被那座雕像唤醒。

……

他常常拄着拐棍,挺直身板,不断地眨着那双有点昏花的眼睛,一声不响地在那里一连站上好几个时辰。既不同谁交谈,也不知在想些什么。

……而剃头铺的玻璃窗后面,剃头佬则饶有兴致地同人们讨论着,这样呆立在尘雾中的将军,有什么可以相比呢?“像站岗的”,剃头佬摇摇头:“像城里的交通警”,他还是摇摇头。撇着嘴唇品评了好大一阵以后,他才郑重其事地开口道:“你们到过汉口么?汉口三民路口有一尊铜像,站得笔挺,拄着拐棍,就是这个样子。对了,全像,不走二样……”

时间长了,站立在老樟树下的“将军”,好像真的成了汉口三民路口的铜像……

这是我在这次武汉出差的第二年发表的小说《小镇上的将军》中的段落。可以说,这个形象,是武汉三民路口那座雕像的文学翻版。

《小镇上的将军》的发表,极大地改变了我的命运。然而,这同时却是我一段悲惨日子的开始。

1980年我被《十月》杂志推荐进了中国作协第五期文讲所,那期文讲所学员,大多是我之前像星星一样仰望的人,我学写小说的那些日子,主要读的是他们一部接一部轰动的小说,没想到有一天来到他们中间了,很是紧张,像是在宾馆里进错了门。

这之前,来不来文讲所我一直迟疑不决。《人民文学》请了几个人进京写小说,将近一个月,天津作家冯骥才、河北作家贾大山他们都顺利交了稿,我一个字也没憋出来。不久后参加一个小说座谈会,评论家冯牧谈到一种发了处女作后再也写不出东西的文学现象时,点了我的名字。几天后和我同住防空洞招待所的一位作家打电话,对方是我从小极崇拜的诗人公刘。半夜,地洞,老式座机,那头说什么我听得一清二楚。公刘听说我在场,叹息说:他也就那么回事了。挂了电话,跟我同室的作家却笑着掩饰说:他夸你呢。这比刀子扎心还痛。

拿着上文讲所的通知,我真不知如何是好。去,似乎是跳火坑;不去,是狗坐轿子不识抬举。想想还是硬着头皮滥竽充数。

中断多年后重新恢复的文讲所,多是一代新秀:天津蒋子龙继短篇《乔厂长上任记》之后,中篇《开拓者》又如同核爆;上海叶辛的长篇《蹉跎岁月》,改编成电视剧正在热播;上海竹林的长篇《生活的路》,茅盾先生热情撰文介绍;陕西莫伸、广东孔捷生、黑龙江张抗抗名满京华;贾大山以他的睿智与幽默成为一群乡土题材作家的中心;广东陈国凯每天收到来自全国各地成捆的读者来信;与我同宿舍的古华,一有空就去看望湘西老乡沈从文……我说不出的自卑,下了课就老实待在屋里,或独自去野外溜达。同桌王安忆很细心,时常跟我聊我儿子,她知道那是我唯一的骄傲。

文讲所学习结束,我带着妻儿,回到离开近二十年的省城,“专职写作”。但一二年时间里,我每天打开稿纸,脑子一片空白,一整天一整天地枯坐。把许多等待奇迹的人急坏了。省报上有了公开的议论,关于我的“苦闷”,关于我写了小镇上的将军为什么写不出大城市的元帅,关于让我离开基层是否明智……私下的议论就更加尖锐:“本来就不是这块料”,有人很形象地借用当时计划生育的政策形容“只生一个好”等等。一家家刊物满腔热情地约稿,又万般失望地退稿,一个个熟人见面就问“最近写什么了”,又一脸狐疑地看着我脸色发白可怜巴巴地嗫嚅。

走投无路中,听到武汉大学同中国作协合作,招收汉语言文学插班生的消息。就像一个在茫茫大海挣扎的溺水者忽然看见了救生船,我立刻就向中国作协提出了申请。

1985年暑期开始,我在武汉大学过了两年认真而忙碌的求学生活。

入学考试的考题是:

“在圆周上,终点即是起点”(语出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请对此谈谈你的看法。

我那时对“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云云一无所知,但我明白学校的良苦用心:来自全国各地的这些考试对象,面临人生的一个新起点。

这样的用心对我完全是多余的。来求学,本来就是我在绝望中抓住的一线生机:写作刚开始就现出江郎才尽的窘态,灰头土脸,狼狈不堪,哪有嘚瑟的资格?

考试之后,我去了校务处。学校出于好意,之前给我这种可以当本科生长辈的插班生发了教工佩戴的红底白字校牌,我坚持更换了学生的白底红字校牌。随后,其他插班生发动统一订制有特定标志的运动服,我自然不敢加入。进武大之前,我与他们毫无联系,也没有看过他们的作品,只是看他们在学校的活跃,意识到他们非同小可,像自己这样不堪的写作,应该像几年前在中国作协文讲所与那些名人相处一样,自觉保持距离。当时,插班生是新闻事件,当地媒体采访、文学刊物组稿,颇为频繁,且常有宴请之类。我一概躲着——如果我真有那么风光,又何苦厚着脸皮来挤占晚辈的学习资源呢?

我来此的目的只有一个:求学。我最大的愿望也只有一个:最大限度地抓紧时间实现这个目的。

因为有选课的自由,我在中文系之外,还在哲学、历史、法律一类专业选修了课程。大多数日子,我每天早上五点以前起床,盥洗之后,开始写作。大约两个小时之后,去食堂早餐。然后就这里那里地去找教室,找座位。有些热门的课,去晚了,没有了座位,就只能坐在阶梯教室的台阶上。晚上时常有许多海内外著名学者的讲座,我因此有幸见识了一大批享誉国内外的学术大师。粗浅知道了《圣经》某种程度可以读作历史;《易经》反映了先民朴素的辩证思维;《佛经》同样是世俗学说的一种;中西方人文思想以及法制思想有各自的路径……课间的短暂间隙,我向哲学系的汤老师请教过《八卦》与心理,向安老师请教过基督教的流变……中文系的於可训、陈美兰老师是著名文学评论家,自然更是时常向他们讨教。

中文系给我留下极深印象的有三位老师:

一位是罗老师。上课时他抱着一大卷纸进来,上面用毛笔抄好了当堂的讲稿,用图钉钉满黑板,随后每人一本,发下他自己用蜡纸刻印的同样内容的讲稿,这才开始讲课。他年过半百,瘦高,讲课时一忘形就身子前倾,两个手拐支着桌子,有时候干脆歪斜着伏在讲桌上,颇有点魏晋作风。他讲庄子《逍遥游》的那一课我记得尤其清楚:

《逍遥游》给了我们一个提示:人必须从狭小的个体生存环境中摆脱出来,看到世界的宏大,打破认知的限制,才能达到精神的超越,进入高远的境界。

无疑,上述看法是十分积极的,有利于人生乃至社会的奋斗与进取。

然而,也有另一种解读。

罗老师特地提醒我们注意《逍遥游》中的“有所待”三个字:

绝对的精神自由是无所待的。鹏鸟的神通够广大了,却仍然称不上“逍遥”,因为无论其起飞的场面怎样惊心动魄,前提却是必须有大风,也就是受到了外界条件的制约,即“有所待”。真正的“逍遥”是顺应天地万物的本性,驾驭六气的变化,遨游于无穷的天地,从而达到“无己”的境界,即“无所待”,什么也不用依靠,什么也束缚不了,割裂形体和本心的存在,这样才有精神领域的绝对自由。

显然,庄子的目的,不在评判鱼鸟之类的孰高孰低,而在于人的精神活动。他反复强调世间万物皆有所待,其实是在阐发追求无己、无功、无名的绝对自由的思想:修养最高的人能进入忘我之境,能够顺应自然的人无意求人,看透了人世真相的人不会热衷于功名。由此表达了对高官厚禄的鄙视,对以功名利禄笼络贤能的伪善,给予了深刻的揭露。

《庄子》的“小大之辨”,打开了人们精神的视野。以庄子的标准观照,世间万物,其实都是可以做到“逍遥”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庄子》对后世文学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这堂课对我是一次重要的启蒙。下课后我又跟罗老师对笔记,请教了好半天。回到宿舍,正好看到一家刊物让我写创作谈的信,我当夜写了几句话,又抄了一份,第二天交给罗老师,权当听课的心得。

那几句话是:

无事静坐,有福读书;

偶得所感,作文遣兴;

旧雨新知,淡酒薄茶;

到水穷处,看云起时;

鲲鹏扶摇,恭贺新禧;

蓬间雀戏,不亦乐乎!

罗老师阅罢批了一个字:

“然”。

一位是蔡教授。满头华发,带着酒瓶底似的近视眼镜。他的学术专攻是《楚辞》,著作甚丰,在全国同行中颇有影响。他给我们讲课极用心也极有激情。每次上课,不一会,脸就涨得通红,脖子老粗,呼哧呼哧地上气不接下气,恨不得把一肚子学问一口气倒出来。遗憾的是他的乡音一辈子也没能稍有变化,下面的学生几乎没一个听得懂。先是茫然,继而走神,继而交头接耳,继而有人离座,扬长而去。蔡教授满头汗如雨下,拼命板书。那黑板是三叠的,写满一板,可以拉上去,写下面一板,转到第一板了,又奋力把前面的内容擦掉再写。一边擦,一边写,一边不住口地念叨“虽九死其犹未悔”之类,板书声与讲课声共鸣,唾沫星与粉笔灰齐飞。周而复始。但不管他怎样努力,终是难挽颓势。

这让我对他有了一种格外的敬重。他是那么热爱他的专业,并且希望这专业和对这专业的热爱能够得到传承。看着他那么辛苦,却又那么无助,我心里有说不出的难过。

与蔡教授恰成对照的是另一位年轻些的教师,英俊潇洒,据说任教以来是不少女生暗恋的白马王子。他讲课眉飞色舞,抑扬顿挫,以手势助语气,动作十分丰富,因而特受欢迎,再大的教室里外都挤满了人。听他讲课像看一场精彩演出,特过瘾。却渐渐发现我记住的是讲演的精彩,至于观点和结论,却不甚了了。当然,这完全有可能是因为自己弱智。

作为学生,我对前者难免惋惜,对后者很是钦敬。不过,说句实在话,如果我能退回去几十年,还有机会上大学,我仍然会选蔡教授的课。因为,既然是来求知,自然是希望老师的讲课硬核多于精彩,一个有可能传授扎扎实实的学问的老师更让人心生敬畏——虽然他讲课就如同茶壶装饺子倒不出来。

第三位老师我很遗憾没有记住他的名字。瘦削,苍白,举手投足恭敬如仪,只是眼睛里没有神采。轻轻地进了教室,把讲稿放在讲台上,回身在黑板上笔画纤弱地写下一行字:

温庭筠与《花间词》

然后转身从讲桌上拿起讲稿。讲稿却是背面朝上的。他并不纠正,煞有介事地瞪着纸背的空白,开口道:

“花间词是一种活跃在晚唐和五代的中国词派,从它的来源《花间集》得名。以温庭筠为鼻祖……”

说着,从讲桌后面走出,让自己全身呈现在大家的视线下,两臂垂直,贴着裤缝,弓起腰,抱歉似地看着偌大的梯形教室:“我先给大家念几首温庭筠的代表作。”

小山重叠金明灭,鬓云欲度香腮雪。懒起画蛾眉,弄妆梳洗迟。照花前后镜,花面交相映。新贴绣罗襦,双双金鹧鸪。

稍停,接着念道:

水晶帘里颇黎枕,暖香惹梦鸳鸯锦。江上柳如烟,雁飞残月天。藕丝秋色浅,人胜参差剪。双鬓隔香红,玉钗头上风。

不知为什么,他的身子微微晃动了一下,抬眼看着教室上方,似乎在极力回忆接下来的词句。教室里略略起了一点骚动。他其实可以回到讲桌后面去,翻一翻他的讲稿。但他过于相信自己,讲稿上面的那些内容,早已烂熟于心。略略镇定了一下,他全力以赴继续背诵:

蕊黄无限当山额,宿妆隐笑纱窗隔。相见牡丹时,暂来还别离。

忽然他身子一动不动。

翠钗……

声音消失得很突然,就像突然切断了电源。他保持着原来的姿势站着,开始眼珠还极力转动。良久,他的眼珠不转了,身子剧烈晃动起来,然后就是劈头盖脸的汗,然后嘴忽然扭向一边,豁口里流出了长长的涎水。

前排几个学生“嚯”地站起来,扑向讲台,把他抱出教室。

几天后,罗老师给他写了挽联:

四十华年一弦一柱谦谦君子竟长去才祚难偕非得己也

九千文字百学百教草草劳人今安在文德犹存有由来哉

在我随后沉痛写出的小说《马车》里,这位我不知道名字的老师的故事,是核心情节。

转眼几十年过去,武大所有我接触过的老师的一愠一笑,一举手一投足,至今历历在目。他们大都是谦谦君子,对后学极为友好。以我当时的心情,很希望能把与他们的密切的师生联系永久地保持下去。但自离校后,竟一直无缘相见。不过,这并不表明我的淡漠。在我的内心深处,永远有一个供奉他们的崇高位置。他们赠我的书,至今放在我的枕边;当时的所有听课笔记,包括那枚红字白底的校牌,我都完整地保留着。一次次搬迁,会失掉许多东西,但它们始终属于精心保存的部分。

武大求学两年结束,我最突出的感觉是陆游的“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其后的数年时间内,我陆续写作并出版了中篇小说《研究生院的爱情故事》、长篇《梦洲》《裸体问题》《将军镇》《边唱边晃》等。《梦洲》是我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出版)。这部以我在乡下务农生活为题材的小说,是在武大课余完成的;《裸体问题》(中国青年出版社1993年出版)的生活依据大多出自武大。《裸体问题》中的“东方大学”当然并不完全等于武大,但我对武大所经历的一切的思考和感慨都寄托在“东方大学”了。两个长篇,集中反映了我在武大学习的收获。

所有这些作品,反响远低于我的奢望和所有关心我的人们的期待,其实不足挂齿,但我多少心安。写作虽然没有长进,但总算没有半途而废。

如果可以说教育是对人生的馈赠,那么,武汉便于我有某种特别的意义。就写作而言,武汉是我的福地!

我这一生,以文学为目的的集中学习,只有两次。一次是中国作协文讲所的半年进修,一次是武大的两年插班读书。

文讲所给了我文学的标高,授课的皆是文坛大家,同学皆是文坛翘楚,只能让我仰望;而武大给了我向这标高跋涉的指针。短暂的两年里,我像是被向导领进图书馆,浏览了一遍专业图书的目录,虽然只是触及皮毛,但对一个相对完整的知识系统多少有了一点切近的观感。与同辈同行比,我不算缺乏生活积累,但缺乏开掘和表现的必要素养,倘若没有武大两年的受教,我后来的写作怕是难以为继,再辛勤的努力,都只能是希绪弗斯的苦役,徒劳。

因为上课和写作的紧张,在校期间我较少外出。曾经打算游览武汉各大著名景点的计划未能实行,连武汉地标黄鹤楼也只是在过桥的车窗前一闪而过。偶有走动,喜欢重口味的豆皮、大筒骨炖藕,以及爽直、生动、火爆的市井方言“岔巴子”“起篓子”“弯管子”“掉底子”“蛮扎实”“周么斯唦”。学校附近的洪山,那些乱草中的废墟,远胜于今天到处可见的粉妆玉砌的殿堂。长春观一个小道士读王安忆小说的全神贯注,给我留下极深的印象。

校园内,我时常流连的是樱园,花盛时,满园姹紫嫣红,纷飞如雨,遍洒樱花的大道上,人流如潮;还有桂园以及桂园外的东湖。我的宿舍在桂园尽头,门外东湖一碧万顷。不远处磨山野趣淳朴若村姑,月夜里湖心中静影沉璧映楼台。

最令人神往的自然是珞珈山。可惜我只在刚开学的时候上去过一次。杂花生树,楚天开阔,心旷神怡。以为会常来登临,却再没有上去过。我在小说《马车》里写道:

大观山下面,长江无声流过。

骞先生在望江亭的亭柱上倚了许久。

……

下着雨,一驾马车碾着渥泞,驶入树林深处。两边是似乎无穷无尽的闪动着的湿漉漉的浓绿。唯一的感觉是寂静。马铃声,车轮的滚动声,从树叶上滑下来又滴落在马车顶篷上的雨声,使人感到一种莫可名状的羁旅的孤单忧郁。

骞先生一时搞不清楚是自己正坐在那驾马车里,还是他看见了一驾马车正在驶来。前天散步他就仿佛见到一驾马车了,现在则感觉得更真切。

却又更恍惚迷离。

“骞先生”的感觉,就是我的感觉。刚进校的时候,我在开学典礼上听一位化学系的老教授讲过,他当年在汉口的老火车站下了车,就是坐着一辆老式马车来武汉大学赴教的。

不记得在哪听到一个说法,把珞珈山的原名“罗家山”改为“珞珈山”,是当时在校任教的诗人闻一多先生的意愿。

“珞珈”者,美玉也。以美玉名山,当然是风雅了。但也许是基于接受大学教育的强烈初衷,给一家文学杂志写稿,落款的写作地点我写成了“落枷山”。

我的想法是:以人生智慧的角度,求知其实是一个解脱的过程——从无知带来的迷妄乃至枷锁中解脱,在纷繁复杂的世界获得最大限度的精神自由。我因此把求得解脱的愿望寓于“落枷山”。

小说发表出来,杂志把我写的“落枷山”仍改回“珞珈山”。这自然出于编辑的好心和责任感,他们是怕我闹笑话。我本想跟他们说这样做大可不必,作者落款的写作地点完全可以虚拟,无须泥实。但想想这是另外的话题,遂作罢。

投身文学,近一甲子了。虽无骄人成绩,所幸终日矻矻,与文学相伴了一生。朋友曾与我谈及一同起步的同行许多已巍然成为参天大树,叹息我们的才情有限,始终不成气候,最多算棵草而已,很没劲。我同意他的比喻,却不同意他的自卑。没有长成参天大树,长成了草,也是文学原野上的生命。而且,一粒种子,能长成一棵草,生动地活着,其实也并不容易。参天大树不是一天长成的,草又何尝不是?天时地利人和,一样不能少。不说社会历史那么高大上的原因了,仅仅是为了帮助一个写作者坚持写下去,就不知有多少人付出多少心血。

2019年夏,参加一家报纸组织的采访,有机会乘车沿武汉东湖的湖滨大道从珞珈山下经过,从车窗打量武汉大学严谨而崭新的围墙和建筑,陌生而疏远。三十二年间,院内的变迁不得而知,只有围墙挡不住的山坡上的树木依旧茂密而亲切。默默在心里祝愿当年所有尊敬的师长岁月静好。

脑子里忽然冒出崔颢的《黄鹤楼》:“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不由感慨系之,随口凑出四句:

一梦东湖卅二年,

风流几许已成烟。

多情只有珞珈树,

依旧纷纷下咏笺。

不意不到半年,武汉大难临头。我在第一时间给报纸写了《心香一炷望江城》:

北望江城,一炷心香。

苍生何辜,遭此祸殃?

志士赴命,天佑我邦。

春日已至,樱花将旺。

白云悠悠,不见黄鹤。

龟蛇犹在,可期永昌。

终会有“江城五月”,终会有“黄鹤楼中吹玉笛”(唐·李白)!

武汉,一个平庸但真诚的武大学子,无论在任何地方,永远会为你祝福!

2022年7月22日于岭南

(陈世旭)

【编辑:张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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